中山大学

　　应中山大学哲学系伦理学学科的邀请，华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花威博士在锡昌堂211室做了题为“德性与信仰：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阿利比”的学术报告。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郝亿春博士主持报告会。

　　在报告中，花威博士从“《忏悔录》与阿利比”、“心灵、身体与节制难题”、“好奇：德性的陷阱”和“信仰视域下的新德性”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应诺拉的保林之邀和阿利比之请，奥古斯丁撰写《忏悔录》，以忏悔己罪和赞美上帝，并集中记叙了青年阿利比的四段故事，分别是迦太基沉迷于赛车表演、罗马沉迷于角斗表演、迦太基广场上无辜被捕和罗马任职时拒绝贿赂与威胁。花威博士支持，出于这一写作目的，上述故事所展示的，是青年阿利比即使努力秉持古典德性，但仍然不能以灵魂节制身体，反而不断陷入“眼目的贪欲”即好奇，对自己表现为不节制，对他人表现为“今生的骄傲”。

　　花威博士认为，在奥古斯丁的笔下，即使经历了米兰的花园皈依，青年阿利比一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好奇和骄傲，其心灵内在秩序的倒错不再是古典德性所能治疗的，而必须进入弟兄之爱的信仰团契中，以得到接纳、训诫和坚固，古典德性正在被改造为基督教信仰视域下的新德性。在奥古斯丁看来，德性是“对上帝的最高的爱”，古典德性不过是追求上帝的善好意志的具体内容，而节制、审慎、明智和勇敢这四大德性正是这种神圣之爱的四个向度。从《致辛普里西安》到《忏悔录》，奥古斯丁对人类意志堕落下降的论证已经臻于成熟。由此，在亚当堕落的罪与罚中，人类没有能力实现自身的拯救，以培养好习惯来塑成德性和完善自我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上升路径不过是镜花水月，古典的道德理想不得不被彻底舍弃，上帝的拣选和预定才是拯救的唯一道路。在末世论的信仰视域下，古典德性得到了自己的新生和重生，遵守爱上帝和爱邻人的诫命而将实际地践行出曾经的高远理想。

　　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张曦博士在评议中提出了对奥古斯丁叙述阿利比故事的不同解读。他指出，阿利比的四次经历，实际上是四个意象，分别从四个方面刻画出不同内涵的古典德性活动，分别对应着共和国罗马和帝制罗马时期对“德性”的不同理解。张曦博士强调，德性(virtus)在词源上具有男性特征。共和国时期的“德性”概念，强调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以此培养起具有公共性和政治性的古典德性;而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政治秩序和建基其上的社会生活方式被重构，“德性”作为一种男性气概的公共性涵义被逐渐遗忘，只剩下“孔武有力”的强力特征。帝制时期，道德的败坏使得个体灵魂的安顿成为急迫而棘手的问题。阿利比的四次经历，实际上分别意味着共和与帝制两重理解下的诸种德性活动的不可能。比如说，奥古斯丁对阿利比在公共广场被捕一事的陈述，说明人的见证已不再是世间公义的保证，只有在基督教团契所模拟的公共生活中，只有当所有人都处于上帝的见证之下时，古典德性理想所追求的公义才能重现于世间。再比如说，阿利比加入摩尼教，指望依靠节制来维护自身的德性，被奥古斯丁认为是不可能的，说明退出共和理想之后的德性观念，仍然不可能发挥被期待的作用。张曦博士认为，四世纪罗马进入到基督教国家之后，在全新的世界观看来，由于人类处于整体堕落的历史之中。因此，奥古斯丁之所以要言说阿利比的四次经历，是因为他相信，既然旧的尘世秩序的德性基础已经被彻底瓦解，那么，无论是作为公共生活目标的德性还是个人价值追求的德性，无论是共和意义上的德性还是帝制意义上的德性，就都失去了自身的可能性。所以，此刻，无论对古典德性采取何种理解，都已经挽救不了人的整体堕落的命运，而只有上帝的恩典和救赎才能为人类重新确立尘世生活的秩序和指向永恒真理的确定性。

　　对于这个解读，花威博士表示同意。他认为，奥古斯丁确实对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古典德性给予更多的同情，对西庇欧、加图和凯撒等罗马历史人物也赞赏有加，这种相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态度恰恰建基于从古代世界进入到基督教世界这一思想史的重大转折之上。以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所代表的罗马神圣叙事被否定，公共表演不仅遭受到苏格拉底对城邦神话的诘难，也开始遭受到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的彻底否定。有鉴于此，研究古典德性与政治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古希腊罗马社会将有着重要意义。

　　在问答环节，花威博士回应了《创世记》与科学的关系、好的信仰的标准和莫妮卡的为人等相关问题。梅谦立、罗旭东、邓伟生等哲学系在职研究生学者也聆听了报告会。报告会开始前，花威博士拜访了伦理学学科点带头人翟振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