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

　　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在职研究生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在与赵月枝教授约见采访前，记者查阅了她的个人资料，丰富的个人履历下有上述一系列头衔和职称。然而，经过对赵老师的访问，言谈间发现，相较于上述标签，有三种身份标识对赵老师而言更加真实和亲切，那就是：学生(准确的说曾经是学生，现在仍然坚持终身学习的信仰)、教师和学者。

　　“没有什么体验比我的求学经历更使我对制度的许诺和实际权力操作之间的普遍张力更刻骨铭心了。”

　　记者在采访赵老师的过程中，并未谈及赵老师的高中生涯，因为她大学以及之后的留学履历太过精彩，所以很容易忽略到她险些夭折的高中教育。记者在赵老师的书中看到了她关于自己宝贵的高中求学机会的描述。在赵老师的学术著作《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的序言中是这样写的：“1977年，在高中教育机会十分有限的中国农村，我曾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不错而被剥夺了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的资格。这是因为，如果我被允许参加考试，而且哪怕择优录取的原则发挥一点作用，就意味着我很可能会占去一个村里权势阶层希望保留给自己子女的有限的高中生名额。是我的母亲和两位有正义感和社会公平意识的年轻民办教师的争取，使我有了参加考试的资格并最终获得一个‘额外’的高中入学的机会。”赵老师抓住了这次得来不易的机会，在高考中，以当地文科状元的优秀成绩考入了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

　　在采访中，记者和赵老师聊起了她的大学以及留学生活。1984年，赵老师从广院毕业，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取了赴加拿大公费留学的资格。当时，她的一位师兄被国家公派去了美国名校，而加拿大仅有几所学校设有传播专业。虽然羡慕美国名校的学习机会，但赵老师选择坚定地继续走下去，并于两年后进入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系攻读研究生课程。现在回忆起来，赵老师认为自己当时的选择是十分幸运的：那时传播学刚刚进入中国，以引进美国的主流传播学思想为主，被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在争议之中缓慢兴起。而赵老师到加拿大读书，接触到的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传播学思想，以批判思路为主，全面地分析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从当时国内对传播学肤浅、狭窄的理解，一下子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一举奠定了赵老师今后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的学习思路和学术地位。

　　从高中读书机会的“失而复得”到大学留学机会的公平竞争以及刻苦读书的留学时光，赵老师感悟颇多，也由此坚定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和学术信仰。在新书中的序言中，她这样写道：“没有什么体验比我的求学经历更使我对制度的许诺和实际权力操作之间的普遍张力更刻骨铭心了。此后，在求知路上，我以知识的解放性为价值，以学术的公共性为天职，力图通过既能表达个人主体现实性，又能体现自我反思能力的特定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

　　热爱讲台，拥有一个令人激动的教室

　　“一个老师如果可以同时给世界不同国家的全部是拿奖学金来读书的优秀学生讲课，没有一个比这更让人激动的教室了。”

　　赵老师这几年来频繁地回国讲课，除了包括传媒大学在内的诸多高校的盛情邀请之外，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热爱讲台：“我非常愿意上课，这是当老师的首要任务，也许有些大学老师注重研究、写书和开会，但对我来说，教书育人是老师的天职，培养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是我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的课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他们的学术热情，使他们能意识到还有看世界的另外一种方法，我就会觉得很值得。”

　　此次回国，赵老师主要是为了给我校发展中国家国际传播硕士班讲课。这已经是赵老师第二次为发展中国家国际传播硕士班讲课了。去年，赵老师给这个班讲课的时候感觉就特别好，她说：“一个老师如果可以同时给世界不同国家的全部是拿奖学金来读书的优秀学生讲课，没有一个比这更让人激动的教室了。虽然有很多学生的英语不是特别好，但他们听得很认真，听完后会问很多问题。”在赵老师的手机里至今仍保留着一位尼日利亚学生发给她的短信，短信很长，其中一段的内容是这样的:“Your lecture had only reinforced my determination of free the masses of our people from the mental servitude of hegemonic west(您的课程加强了我把祖国人民从霸权西方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决心)。”一次课程能给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学生带来如此强烈的决心，这是赵老师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但这也成为了支撑她不断回国讲课的强大动力和她作为老师的崇高回报。

　　风尘仆仆的赵老师这次专程回来为发展中国家国际传播硕士班讲了十二小时的课后，已于9月24日赶回加拿大忙那边的工作。但是，十月中旬，她又会回到传媒大学，第一次参与国际传媒联盟知名教授工作室的授课。她的课程将在10月15-31日之间分八次课进行，容量相当于国外的一门博士生课、《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浓缩版，赵老师介绍，在第一节课将会邀请美国著名学者丹·席勒来与她一起完成这门课的开场白。赵老师希望借此营造一个开放的课堂氛围，欢迎那些即使没有申请资格的学生们也前来旁听。该课的名称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与世界》，主张用世界的眼光、中国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来关注中国在这个世界的位置。谈到这门课的特色和优势，赵老师表示：“这门课不是讲座式的，它有其成熟的学术体系，从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渊源、理论和资源开始讲起，会涉及到方法论，还会讲到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研究取向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介绍不同思路，会对研究问题的不同取向进行分析。而且与其他授课老师相比，我独特的优势是中文授课和对中国问题的关照以及发展有中国视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不仅能让非全日制研究生学生更有效地理解和学习这门课，而且能与学生一起探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传播学术的自主性。”

　　起初，赵老师曾想过把国际传媒联盟知名教授工作室和发展中国家国际传播硕士班的课合起来上，但后来觉得这样对国内的学生，尤其是参加国际传媒联盟知名教授工作室的学生来说，并没有贡献出自己中文授课的优势，所以决定分开来上，因此，在10月中旬，赵老师还得从加拿大特意飞回中国一次，她也坦言，自己已逐渐习惯了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往返的飞行，而记者与赵老师的这次采访也是在她刚刚回国，转天还要飞回加拿大的间隙中完成的。

　　无休止地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往返一次次地增强了赵老师对讲台的热爱，她如此地喜爱教书，以至于她在每一个课堂上都充满了热情与激情。

　　享受“边缘”，一个独立学者的人格魅力

　　“今天的主流很可能是明天的边缘，今天的边缘很可能是明天的主流。”

　　享受“边缘”，不是说刻意地去追求“边缘”，而是不要人云亦云地去追求所谓的主流，在采访中赵老师反复提到她很享受“边缘”。她也解释了边缘和主流这一相对的概念，她的理解是：“今天的主流很可能是明天的边缘，今天的边缘很可能是明天的主流。”

　　赵老师出国留学去的是加拿大，在她看来，这样的地方在当时是比较“边缘”的，她毕业的时候，学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传播学，又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她的选题完全凭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因为这个选题很主流，她只会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之所以说享受“边缘”，是因为位处边缘让赵老师获益匪浅，她这样总结道：“因为我的边缘，我的思路和别人不一样，这使得我之后的学术工作都比较顺利。”

　　享受“边缘”的实质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且在身处“边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对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结果的强烈自信。赵老师近年来接收到了很多美国名校的邀请，都被她一一婉绝了。甚至有一次别人这样跟她说：“赵老师，如果你的名字后面带着南加州大学的标签的话，我们会更慎重地对待你的学术。”对这个问题，赵老师的看法是“怎么对待我的学术是别人的事。我不追逐那些虚的东西。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东西是我独立思考的结果，我对它有自信，我不相信我的研究挂在一个更权威的标签下会更有说服力。”这体现了一个学者独立精神的力量，对生活的洒脱态度让赵老师在“边缘”的位置上如鱼得水。在学术中，赵老师对主流的市场理性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既然谁也逃脱不了市场理性的氛围，她便从这一角度这样戏说自己在学术上享受“边缘”的可能性：“即使是从市场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也有物以稀为贵之说。所有人都在追求主流，边缘就会变得珍贵，我大概是一不小心，就无意中享受了作为边缘人的珍贵。”

　　谈到边缘，赵老师也谈到了她自己对精英主义教育的一些看法和对未来传播学人才应具备素质的思考。她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存在这样的问题：会主动判断哪些东西是“主流”的，并自动站队，努力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习惯性地认为在中国哪些东西是敏感的，是在研究领域不应该触碰的。这样就把自己框住了。而且她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会存在两种问题：觉得自己是受压迫的，是没有话语权的;只有自己才能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别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习惯于指点江山，但缺少独立反思自己在这个社会所处位置的意识。

　　相对于精英主义教育下的追求主流，赵老师这样总结自己：“我这个人很傻，我认为能学的和该学的都要去学，我会比较纯粹地去读书，这个问题有意思，我就一定会去研究，而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效果。”由此，她对未来传播学人才做了如下的期待：要有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在反思和批判当中认识和改造世界，不要太功利，不要随波逐流，懂得关怀边缘，具备一定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