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邀请喻国明教授作了一场名为《“互联网是高维媒介”：一种社会传播形态的全新范式》的在职研究生讲座。喻国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新闻传播理论;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传媒经济与社会发展;传播学研究方法。讲座的主要内容是：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拥有新闻传播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新闻传播和出版2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开班新闻学在职研究生、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五个专业。

　　讲座由对互联网现状的分析展开，喻国明教授举出了“诺亚基”的例子，说明传统的“技术逻辑、产品逻辑”在社会对通讯有了新的价值需求后，相形失色，“变得中断、突然死亡”，对于社会发展趋势与新逻辑的把握就显得十分必要。随后，又以“柯达公司”之例指出了受“既得利益”限制的危害性。从而引入话题：“‘互联网+’的时代下，互联网不仅仅是传播工具，更是这个社会的操作系统。”

　　互联网对于社会的操作首先从“信息”开始。和传统媒介构造以“机构”存在不同，互联网是对“个人”的激活，使其在传播中产生“核裂变”的反应。个人的传播效能足够与传统媒介相抗衡，“社会连接已然从机构降解到个人，而互联网就是构造我们社会的信息系统。”

　　对社会的操作权也引起了社会新的变革，互联网作为一种“高维媒介”，赋权并激活了对于“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播单位。“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圈，在这圈里面画一个老虎，可以把这老虎管的严实;但若是个三维的立体老虎，它能在圈内自由行走，你的圈对它产生不了任何限制和束缚。”喻国明以“老虎”之喻指出“用低维度的思想管制不了高纬度的事务”，从而阐明政府用管“机构”的方法管“个人”的社会传播，必然会陷入失控、焦虑的状态。

　　以“新闻传播”为例，它决定着社会视野、设置着社会议程、引导着舆论导向，政府用管传统媒介的方式管理互联网，颁布“新闻许可证”，但人际大网通过社交媒介建立之后，“个人传播效能被激发，立刻就出现了复杂的、政府难以掌控的局面。”

　　而在手机成为我们接触信息的第一媒介之后，传统媒体的危机就体现在由“渠道的中断、失灵”所导致的传播困境上。这就涉及到“顶层设计”的战略、战术问题，“战略问题的解决就像系衬衣的第一个纽扣，系对了，慢一点儿都是在向正确的方向逼近和靠拢;倘若第一个错了位子，哪怕你动作再麻利，也是南辕北辙。”

　　于是，互联网的转型就需要做出选择，“要么去做入口级的信息平台，要么去做垂直信息服务体系。”一旦判断选择错误，努力则会归于白费。喻国明称现在市场上做各种app基本上属于“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资源浪费”，入口级平台已然形成了“寡头独占”的格局。之后，喻教授以微信、微博、百度、淘宝为例，梳理了时代从“网络化”、“数据化”到如今“人工智能化”的转变。

　　这就要求互联网需要做“大媒体”，和“全媒体”形式上的变化不同，大媒体需要从内容、范围、渠道，在跨行业、跨内容上实现社会增值，达到“1+1>2”的效果。而撇弃入口级平台，传统媒体能做的便是“垂直的信息服务系统”，“做内容优势，利用自己所在领域中的公信力、累积的社会整合、动员、激活能力，深入社会内部的价值链条。”

　　由此，互联网就需要一种能与它相匹配的管理模式、运作逻辑，而继续用传统的低维思维、范式去运作它显然是荒谬的、无效的。喻国明最后介绍了媒介生态的重构以及政府角色的转换，将未来媒介生态的基本要点归为：“一、依托大流量开放平台为基础系统;二、个人、利益组织和专业新闻机构成为连接信息的节点;三、政府角色的转换：从传播机构的管理者到社会传播生态的共建者。”

　　讲座最后，喻国明和同学们现场交流，对微博、新闻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芮必峰也站在“谨慎的乐观主义”立场上和喻教授就“政经全力威胁媒介权利”做了简单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