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对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来说，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作为当代世界话语体系中的后来者，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一段时间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破解西方话语霸权、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学界以持续而严肃的学理研究贡献智慧。本期“学海观潮”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就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主要问题、动因，急需的诉求和努力的方向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话语权的本质是“权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命题。“话语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由此肇始。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被认为有相互建构的深层关系，话语是建构权力、掌握权力、运用权力的关键。如何理解国际话语权的内涵?

　　张志洲：当前有关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文章和讨论很多。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而非“权利”，是以话语为载体的权力样式，或者说是权力的话语体现。权力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概念，国际话语权同样反映的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权力分配关系。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为话语权政治。一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议题，比如恐怖主义的定义与反恐问题，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问题，等等，无不突出表现为国际话语权之争。

　　国际话语权竞争的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但也包含其他国际行为体。掌握话语权的主体还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经济部门以及特殊的个人等，有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某些议题上掌握的国际话语权甚至超过主权国家，这一点常被我们忽略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空前提高，似乎各行各业都在讨论增强国际话语权问题。在不同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讨论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张志洲：确实如你所言，近年来我们有关国际话语权的讨论可谓如火如荼。例如，金融部门要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从事铁矿石投资和贸易的企业要增强定价话语权，媒体行业本身也要增强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甚至时尚服装行业也要增强国际流行时装话语权。

　　我们既要看到面对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基本格局，国内不同行业部门都有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需求;也要看到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国际政治话语权不足。西方以所谓“普世价值”标准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来强制性地衡量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人权与民族区域治理、外交政策、海洋权益维护甚至文化传统等横加指责、攻击，这使中国增强国际政治话语权的需求极为迫切。因此，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要分清本与末、主与次的关系，从国家层面制定国际话语权战略，明确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

　　中国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报》：事实上，站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国际话语权问题在国家层面一直备受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作出了系列重要理论阐述和工作部署，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看到，近年来国际舆论的天平正在往中国一端倾斜。您如何研判当前国际话语权竞争格局的变化?

　　张志洲：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国际话语权的基本来源以及国际话语权结构是否发生了于我有利的变化。一般意义上讲，话语权的来源包括话语性因素，如议题的设置、规则的制定、对讨论的引导、新概念的提出与运用、论证的逻辑新思路、科学的说服力，等等。除此之外，国际话语权的来源还包括参与和创建国际制度，对国际道义的把握，以及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等。这三大来源分别构成国际制度话语权、国际道义话语权和国际权力结构话语权。从国际话语权的这些来源因素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了显著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利益联系成一个整体，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赞许。

　　其二，中国主动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无论美国对此理念持何种态度都无法回避相关讨论;对于中美的地缘性和结构性矛盾，中国反复强调“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有效解构了西方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在道义上更胜一筹，在态度上积极主动。

　　其三，中国的国际制度话语权明显提升。这表现在中国倡导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影响广泛的“国际制度”，以主场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召集了亚信会议，更好地发挥了博鳌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不同层面的国际制度的作用等。

　　其四，国际舆论场虽然依然不乏对中国的恶意评论，但认同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学者和舆论渐渐增多。例如，曾经著有“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在访华之后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其五，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使中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影响显现，增强了结构性话语权。

　　其六，在周边外交与道义性上，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方针政策，赢得了周边国家的认同，等等。

　　概括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升，虽然“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但是在趋势上发生了于我有利的变化。（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