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在职研究生曹璐教授的身上仿佛有一种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力量,这是在她宽和冲淡的人生故事中流露出的别样滋味。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广播教育工作者,她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广播教育事业的起步与发展、艰辛与成就。特殊的历史年代造就了她“理想主义”的求学时光,也让她在其后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逐渐学会了“理性”与“建设性”的思维。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享受着“广播”与“教师”这两大人生际遇所给予她的力量:“我从事的正是我所喜欢的, 这就是人生的难得。”曹璐感恩并且珍惜。
令人难忘的是,从物质贫乏、政治动荡、辗转颠沛,甚至于一度停课复课的年代中一路走来,曹璐却几番感慨“赶上了教育最好的时代”,这位七旬长者的肺腑之言不禁引人深思她对于教育之“最好”的理解。在她的心目中,最好的教育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而是静水深流的大师大家;不是高高在上的师道尊严,而是温情隽永的师生情谊;最好的教育,是对学子的接纳与成全,是对人性的包容和悲悯,是自由开放的精神涵养, 是知行合一的理念导向……简单地说,透过她的娓娓道来,最好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便是最本色的教书与育人。
也正因如此, 曹璐在她几十年的广播教育生涯中,身体力行着她言犹未尽的诠释与追求。历经知人论世的岁月年华, 她淡然地为自己总结道:“我就是一块当老师的料,就是一个喜欢广播的人。”
1955 年,曹璐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回忆起北大的求学经历,她说道:“按照北大新闻专业的课程安排, 前两年新闻专业与语言文学专业合上,所以我当时有幸聆听了一批大师级学者的课程,包括高明凯、王力先生的语言学;游国恩、吴组缃、王瑶、林庚先生的文学史课;林涛先生的现代汉语课等等。我现在还记得老先生们上课时的情景:黑板上墨宝般的板书强劲挥洒,每位先生独具个性的话语表达和手势动作,课堂形成一种特有的气场。有些先生的方言较重,大家格外认真地听课记笔记,努力追赶着课堂的速度和节奏,从中感到老先生们的深厚学养给莘莘学子带来的启迪和力量。北大新闻专业的课程也颇具特色。方汉奇先生的报刊史,几张卡片就把新闻史中的人物、事件、背景、意义讲得深入浅出,通透精辟;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尤其是对报纸党性的讲解颇具棱角;蒋荫恩先生的报纸编辑,引用《人民日报》的版面、标题、评论做案例分析,还介绍英国《泰晤士报》《卫报》的版面标题、排版方式等。这些都对我———一个缺乏社会实践,未能突破高中生式学习的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启发,从中也体现了20 世纪50 年代新闻教育的开放、包容和专业化的学理特色。这些不仅是专业课程的学习,也是一种专业精神的启蒙。”
1958 年8 月,被誉为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摇篮的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被合并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正值大学四年级的曹璐也随着院系的调整,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员。1959 年7 月,曹璐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 和十多位人大新闻系毕业生一起分配至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她终生学广播、教广播的教师职业生涯。
曹璐回忆说:“建校初期的北京广播学院校址在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附近,一座五层灰色的办公楼,和北大、人大相比,显得有点简陋。教室、办公室、宿舍、食堂、图书馆、实验室都在这幢灰楼中,好处是相对紧凑、灵活。”曹璐笑道:“虽然是百业待兴,但是广播学院从开办之日起就体现了鲜明的系统办学优势和广电学科特色。分到广播学院,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尽管与时至今日已然享誉中外的中国传媒大学相比,广播学院的发展之路不可谓不艰辛,但透过曹璐充满温情的回忆, 这座新中国广播电视教育的摇篮学府于半个多世纪前开启的那场如火如荼的创业史也在温情中变得清晰而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