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政法学院

　　本文拟就客观归属论在日本刑法解释论中具有怎样的意义，以判例为中心来展开讨论。众所周知，客观归属论是在1960年代以后的德国，由以克劳斯·罗克辛(Claus Roxin)为中心的刑法理论学家们，基于对当时十分有力的以目的行为论为基础的犯罪论体系的批判而展开的刑法理论。在现在的德国刑法学中，此理论能妥当地通用于故意犯和过失犯的见解已成为通说[1]。客观归属论是关于为了将犯罪结果(法益侵害结果)对行为人进行归责而将必要的行为与结果进行关联的理论，其内容基于一般的理解来说，须以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符合法则的)条件关系为前提，当行为人的行为对需要保护的客体产生了不被允许的(法律上所禁止的)危险(危险的创造)，这样的危险在具体的犯罪结果中得以现实化时(危险的现实化)，则将该结果作为由行为人的行为产生的后果而对其进行归责[2]。将其作为结果归责理论来看待时，对于这样的见解，可以认为其有两大特征：其一，此理论的根基中，存在对实然范畴与应然范畴的严密区分[3]。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符合法则的)条件关系是对两者因果关联的确认，基本上来说是属于实然范畴的判断[4]。与此相对，不被允许的危险的创造和此危险向结果的现实化的判断是从“是否能将其看做行为人的行径之后果呢”这样一种规范性的视角出发的，应该属于应然范畴。其二，与此相关，客观的归属(不被允许的危险的创造、现实化)实际上是作为为了限制对行为人进行结果归责的、所谓的不·归责的理论来发挥作用的[5]。这其中，关于第二个特征，限制结果归责理论的必要性可以说是日本的学说中所共有的特征。然而，对于导入作为限制归责的客观归属论，在日本主流意见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其理由是，一方面，基于客观归属论的规范性结果归责判断暧昧且不明确[6]，难以融入日本现存的(特别)构成要件的形式·类型化的构造[7];另方面，用客观归属论能解决的诸问题，在实行行为、相当因果关系、实质的违法性、故意·过失这些现存的概念的内部也能处理[8]，没有非采取这种理论不可的必要。

　　但是，虽然存在这样一些批判，但关于对行为人的结果归责，从一定的规范性的观点来进行判断的客观归属论的思想，却可以在近年来日本判例中窥见端倪。据此，本文打算先对作为客观归责问题的出发点的因果关系相关讨论进行简单的梳理，之后再对“注意规范的保护目的”、“被害人对危险的承担”、“基于中立行为的共犯”等具体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一、因果关系论的相关问题

　　(一)围绕行为时的情况的讨论

　　关于因果关系论，在日本的学说中，相当因果关系说处于支配地位，在其内部至今仍存在着折中说与客观说的对立。传统上学说上的对立主要针对行为时的情况而展开的，即由于在行为时被害人存在病痛或者特异体质等异常情形而不可能得知的情况，在确定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应将这样的情况考虑进去。对此，折中说认为，在行为时，对于一般人不可能得知的情况，只要行为人也确实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就不必将其纳入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基准之中。但是，对这样的判断方法，客观说批判认为：让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这样一种行为人的主观要素来作为因果关系有无的决定性因素，违反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属性[9]。最高裁判所也对由于被害人存在病痛或者特殊体质而对死亡结果的发生产生了影响的案件作出了承认其因果关系的判断，就这点来看与客观说结论相同(最高裁1950年3月31日判决·刑事判例集4卷3号，第469页等)。对于最高裁判例的这种思维方式，尽管也有很多学者评价其为基于条件说的判断[10]，但由于在判例理由中提到了经验法则(前掲·最高裁1950年3月31日判決)，不得不说是顾及到了相当因果关系。对于行为时的情况，最高裁的判例基本上已经朝着将其考虑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这样一个方向确定下来。应当说，若最高裁判所不把在公开审理中所认定的被害人的病痛以及特异体质等情况考虑进去的话，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方法来说是不自然的，因此这样的判例的方向性基本上来说是妥当的。

　　(二)围绕行为后的情况的讨论

　　在现如今的讨论中，反倒是行为后的情况成为了中心点，主要是指行为后的被害人自身的或者第三者的介入行为对结果产生影响时的情况。关于这一点，判例基本上对因果关系持认可态度[11]，但也存在像美国士兵肇事逃逸事件(最高裁1967年10月24日决定·刑事判例集21卷8号，第1116页)中最高裁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判例。在此事件中，美兵被告人X驾驶汽车，由于X的过失导致其与被害人V所驾驶的汽车相撞，冲撞中V被弹射到了X的汽车的车顶上，而X却继续就这样行驶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同坐在车上的Y发现了V，他将V直接从以时速10公里每小时行驶中的汽车的车顶上拉下，并使其摔倒了沥青马路上，V由于与汽车的冲撞或者摔到马路上时所受的伤害而死亡。但V的死因到底是因为与X驾驶的汽车冲撞，还是因为之后被Y摔到马路上不得而知，因此不能排除第三者Y的拉扯行为直接导致了V的死亡结果的可能性。最高裁对于X的过失行为与V的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前述被告人的过失行为会导致被害人的前述死亡结果的发生这件事，在我们的经验法则中来看仍然很难说是当然可以预想到的事情”，从而将其否定，对被告人X的定罪并不是业务上过失致死罪，而仅停留在了业务上过失伤害罪[12]。这个判例中，由于存在Y的拉扯行为这样一种不可预测的第三者的行为对结果的发生产生了影响的嫌疑，基于结果的发生在经验法则上来看是不可预见的，从而否定了因果关系。因此，一般认为这是基于相当因果关系说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判例[13]。

　　与此相对，最高裁在大阪南港事件(最高裁1990年11月20日判决·刑事判例集44卷8号，第837页)判例中，对在行为后存在第三者不可预见的行为的介入的案例，却肯定了被告人X的行为与被害人V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该案件中，X突然对被害人V泼冷水，并用脸盆的底部以及皮制腰带殴打其头部，V因此失去意识。之后，X将V搬送到了距案发地100公里的大阪南港的材料放置场，翌日早上，V的遗体被人发现。虽然V在一息尚存时，曾不知被何人(Y)用方木殴打过其头顶部，但庭审中，仍然认为V的死因是内因性高血压性桥脑出血，这是由X的最初的殴打所造成的。实际上V患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被X突然打击，使得原本就脆弱的脑内血管爆裂出血，因而死亡。关于这一点，最高裁认为，由Y所实施的第2次暴行，扩大了出血情况，产生了将V的死亡时间提早了些许的影响。在这样的事实关系下，最高裁认为，“当犯人的暴行造成了足以形成被害人死因的伤害时，就算假设因第三者的暴行使得死期提早了，仍然可以肯定犯人的暴行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而认定伤害致死罪成立[14]。

　　对于这个判例，从某些视角来看还是很具有冲击性的。因为从杀人到致死罪都是以将生命进行人为地缩短为结果的犯罪，如果由于在行为时可预见的Y所实施的第2暴行导致V的死期提早，那么提早了的V的死亡就成为了致死的结果;而不可预见的Y的暴行导致了V的死亡结果的话，那么这个犯罪结果和由X实施的第1暴行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系了。但是，如前文所述，因为形成V的死因的伤害明显是由X的暴行所造成的，若否定X的暴行与V的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话，则结论会让人难以接受。这起案件的最高裁调查官所写的判例解说对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5]，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危机”[16]的见解。再者，从以往的判例脉络来看，先前列举的“美兵肇事逃逸事件”中不可预见的第三者的行为以(被怀疑为)对结果产生影响的方式介入时，最初的行为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否定了，而与之相对，“大阪南港事件”中却对其肯定的话，也会在判例的全局整合层面造成理解困难。（节选）在职研究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