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毓林老师以“开放的自我”为题作了一场讲座，袁毓林老师以他的学识和幽默，为近百名初入燕园的在职研究生同学带来一场轻松愉悦，而又不乏深刻思考的精彩演讲。袁毓林，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语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特别是：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通晓外语： 英语(良好)、俄语(初级)、日语(初级)。

　　北京大学由教育部直属，系国家“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是C9联盟以及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21世纪学术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的重要成员。

　　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老师首先从韩寒的名文《我想和这个时代谈谈》说起，他表示，与当下这个正在经历剧烈变革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谈谈，固非他所能为，但他非常乐意诚恳地跟这个时代最优秀的青年才俊们做一番交流。对于舍弃其他热门专业，来到中文系追寻梦想的青年俊彦而言，最关心的问题无疑是未来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从事怎样的工作。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笼统归纳为“对中国语言、文学、文献具有基本知识和一定研究能力的人才”这类官方说辞，也可以是反向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个著名口号，但袁老师认为，要想马上给出一个明确的解答，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中文系真正给予她的学生的，与其说是专业技能、谋生能力，不如说是更开放的自我，而这个自我真正的价值、追求和定位，需要每一位中文学子在各自的成长道途中，用心去感知和领悟。他的演讲就以“开放的自我”为视角，与大家分享他所理解的有可能从中文系走出的三类人。

　　第一种人，可以称为文人、思想家、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通过中文系四年的学习，在语言学、文学、文献学方面都具有扎实的功底，然后深入社会、了解社会，能够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独立发表见解，能够针砭时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有知识、有修养、有责任、有担当的文化人。对正在经历转型阵痛的中国社会而言，他们是“从前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保护神”，是时代的“良心”和“芒刺”。这一类人，袁老师举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中国经济学家顾准为例，告诉同学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胸怀和必备的学识。

　　第二种人，是学者、专门家、文史专家。他们在中文系获得了语言学、文学、文献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和研究能力，而后在某个领域或某几个领域进行专门的精深研究。这类钻进“象牙塔”里的学问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关注的是学术层面的问题，是事情本身，而不那么直接地参与或改变社会现实。但他们又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们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真知灼见，最终必然传播、反馈到社会上，对社会进步同样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类人，袁老师举词学大家顾随先生、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为例。同时强调，做学问是很不容易的，诚如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所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高明者与天份、才性有关，不可遽求，但文史研究者必须是坐得住冷板凳的沉潜者。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已故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他无一字无来历的《岳飞传》、考订精审的《稼轩词编年笺注》等著作，莫不警醒后来学子，只有具备很大的决心和定力，甘于沉潜考索，方能作出“卓然不可磨灭”(清人纪昀语)的研究或文章。

　　第三种人，令大家有些意外，他们可以称作科学家。北大中文系语言学专业就有一批老师，像科学家一样地观察、思考，像科学家一样地建立数学模型、逻辑模型，并通过声学实验、计算机实验，来证实或者证伪。袁老师认为，好的语言学研究者，应该做到三种境界，即三个do：第一，do investigation，调查，调查大规模的语言事实，在语料库、网络中调查，同时，调查方言，甚至少数民族语言;第二，do model，即建立模型——建立理论模型、数学模型、逻辑模型;第三，do experiment，做实验，包括计算机实验、心理和神经实验。这种研究就是科学家式的、科学主义的研究，中文系的同学也有可能从事。为了让同学们对此有更清晰的了解，袁老师以自己的几项研究工作为例，向大家做了深入浅出的展示和解说。

　　最后，袁老师用法国文学家雨果的一句话为本次演讲作结：“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他表示，在这个可以自由“仰望星空”、充满无数可能性的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是“开放的自我”，但追寻真正自我的过程必然是“脚踏实地”，躬行实践的过程。他祝愿大家在中文系收获学识、理想、勇气，也收获新的自我，成为真正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