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是人世生存的永恒场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5),在英语文学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可谓最大限度地“模仿”了其中的风云激荡。[1] 初看莎士比亚剧作的标题,非喜剧类的作品几乎都以王者为主题,有论者以为,这表明莎士比亚视君主制为最好的政体。[2] 但我们与其得出结论,不如呈现问题:莎士比亚笔下政治的核心关注是王者问题,或谓统治问题。[3] 同时,在莎翁剧作中,除了英国历史剧中的《约翰王》(King John)之外,唯有《李尔王》(King Lear)的标题中含有“王”一词,而且,Lear之名还更改了传统的名字Leir,但凡变动之处,若不出于偶然,便是有意为之[4]——或许,莎士比亚要在这部后人眼中最为瑰丽宏伟的悲剧中要一探统治问题的深度。[5]
但统治不是征服,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其首要原则都在于,维持现行政体的愿望要强于废弃这一政体的愿望(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6b15),否则,人必将丧失自己的生活根基,整个生活世界必将陷于混乱,而继起者的品性和未来究竟如何,只能寄托于偶然。所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论述各种政体之后,随后的核心问题就转向政权的维续或更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论述政体维持的篇幅明显多于政权更迭,甚至在论述僭政的时候,其篇幅远远长于其他政体的维持。[6] 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着力刻画的,正是这一关乎政治共同体命运的核心问题:政治统治如何能够延续?
这个问题之所以显得尤为急迫,原因有二,一是李尔王的衰老,“我下定决心,人既然老了,就摆脱一切政务的牵挂,把它们交卸给更年轻的力量,而我则一身轻装,缓缓爬入死亡(1.1.38-40)。[7] 李尔王诉诸的第一个理由是“自然”,所有的人都必须遵从的自然法则:人总是要老的。但是,这里的不确定在于,年轻人虽然具有“力量”,但这是统治的力量还是破坏的力量,还有待验证,所以,李尔王提出了第二个理由,“以防将来不致于纷争不宁”。在很多情况下,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提防内部的混乱一直是生死存亡的大事,老王之死就意味着王国的内乱:色诺芬《居鲁士上行记》(又译《长征记》)[8]开篇,波斯王大流士的两个儿子小居鲁士和阿尔塔薛西斯两个兄弟会面,就已经暗示了帝国后来的内乱。同样,老居鲁士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但他驾崩之后,“他的儿子们便陷入了纷争”(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8.8.2)。[9]所以,如果李尔王不早做打算,那在他归天之后,王国一定会和波斯一样陷入分崩离析之中。这样,他才提前做好准备,以防将来可能出现的内乱——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贤明甚于色诺芬笔下的老居鲁士,不会等到临终之际,才仓促托付自己的国家。
长久以来——尤其是柯勒律治以来,研究《李尔王》的学者们虽为李尔的王者悲剧而感动,但又倾向于认为李尔王分配国土的方案昏聩无能,甚至激烈地认为,第一幕干脆删掉了事。[10] 但这样的解释会让《李尔王》本身陷入困境:李尔王因其昏晕而不值得同情。亚里士多德在《论诗术》中说,最好的悲剧应该展现伟大的人因犯错而陷入逆境的情形(《论诗术》,1452b30-1453a15),那么,李尔王只有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其因犯错而陷入逆境,才会让我们心生“恐惧”与“怜悯”。一个伟大的君王可以犯错,但不会犯下这么简单的错误——否则悲剧就成为喜剧,甚至闹剧。假如我们铭记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就应该考虑李尔王真正犯下的错误何在,而不是取消他的错误,只在一场或多场暴风雨之中情陷简单的怜悯和哀伤。[11]
李尔王的意图
表面上看,李尔王开场对国土的分配,取决于三个女儿各自表达出的爱的程度:“告诉我,你们当中哪一个最爱我?看看谁最有孝心,最为贤淑,我就以最大的恩惠相赐”(1.1.44-45)。但是,如果她们各自爱父亲的程度真是李尔王分配的标准,他就应该在每个女儿都表达了自己的孝心之后,才对她们进行衡量,然后根据爱的深浅分封国土。可是,在高纳里尔说完那段虚浮之辞后,李尔王对她的言辞不但没有任何评价,反而立刻赐予她一份国土:“在这条界线内,从这条一直到那条……都归你,由你和奥本尼的子孙世代相传”(1.1.55-59);对待里根亦然。这已经充分说明,他的分配,或者说他对女儿的衡量早在这场爱的审判之前就已经做出。[12]
比如,在《李尔王》开篇,肯特一开始就对葛洛斯特说道,“我本以为王上更器重奥本尼公爵,而非康华尔公爵”(1.1.1-2)。根据肯特的判断,我们可以推测,奥本尼比之康华尔,更具治国之才,也就应该分得更多的国土。但由于某种缘由,李尔王非常公正地对待高纳里尔和里根,对二者的领地划分让人看不出任何“偏爱”。这意味着两位重臣葛洛斯特和肯特也清楚李尔对国土的分配,并且对他的分配并无歧见。这就是说,在著名的“爱的审判”场景之前,李尔早就对王国的未来做好了打算——即便这是他个人的决定,也一定得到了葛洛斯特和肯特两位重臣的赞同。
我们就此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的看法,第一,李尔王的分配事实上与这场爱的审判并无根本关联,因为在踏入这座宫廷大厅之前,他早已做好安排——这或许就是李尔王“暗中定下(darker)的主意”中所谓“暗”之所在(1.1.35);[13] 第二,进一步说,既然无关,李尔王为何还要进行一场爱的审判?他安排这场表演的目的是什么?这场朝堂上的审判,难道只是伪装,或是一幕无谓的政治表演?
李尔王预先的分配方案是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莎士比亚在剧本中并没有给出非常明晰的地理位置,指明分配给高纳里尔和里根的地域,对前者只是一些地貌的描述,后者更为概括。高纳里尔所获之地是“茂密的森林、肥沃的田野、丰饶的河流和辽阔的草原”(1.1.55-57),里根所获之地“论其幅员、价值和享用,全都不亚于高纳里尔那一份”。仅仅依据这些描述,我们无法得知李尔王确切的分配。在第一幕第四场,弄人的各种说辞,基本指向就是嘲弄李尔王对国土的分配。除了直陈其事,他使用了两个比喻,一是切开的鸡蛋(1.4.135),另一处则是,“你把你的灵性(wit)削掉了两边,没有让中间留下一点什么。你那一半边来了”(1.4.160-161),随即是高纳里尔的登场。显然,高纳里尔就是这个“半边”,两边自然喻指高纳里尔和里根,那么,中间本应留下的就应该是给予考狄利娅的部分。这既是比喻,我们或许不能直接断定,李尔王在分配国土时,将边陲之地分与高纳里尔和里根,而将中间的富庶之地给予考狄莉亚。
赫林歇德(Holinshed)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时经常参考的材料。正是在他的记载里,我们能够大致了解莎士比亚心目中奥本尼和康华尔的管辖之地。根据他的记述,Harrison断言,奥本尼所统治的地方就是北方的苏格兰,而康华尔所获之地则是威尔士和西部边陲。[14]葛洛斯特所谓奥本尼和康华尔二人分得的国土“不分轩轾”,并不是同样得好,而是同样得不好。我们摊开地图就可以清楚看到,除去这两个地方,才是英国政治和地理的中心——英格兰,也只有英格兰,才配得上李尔王本该分与考狄利娅的“更加富饶”(more opulent)的部分。[15] 大女儿和二女儿获得的土地实无差别,都是边疆荒瘠之地,而考狄莉亚则是一个比较级,所以,李尔王预定的分配方案里,其轻重一目了然。甚至于,李尔王或有让考狄利娅继位的想法,因为莎士比亚另一处使用opulent的地方,是在《安东尼和克莉奥帕特拉》中,用以形容埃及女王的王座:“富饶的王座”(1.4.53)。在莎士比亚所有剧本中,只有这两处使用了“富饶”(opulent)一词,其中意味已经足够明显——所以,有论者认为,李尔王登场时侍从所捧的王冠表明,他或许已经打算将王位传予考狄莉亚。
李尔王“暗中定下”的分配早已根据他对三个女儿的了解而作了精心布置。我们回到他起初的分配缘由:年事已高和为了预防将来的纷争。就前者而言,李尔王所谓更年轻的力量,实际上暗指的是考狄利娅和她未来的丈夫。就后者而言,李尔王如是分配,恰恰是为了预防将来的纷争。如果三个部分完全等同,力量均衡,恐怕形成的不是稳定,而是动荡,如前所举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之例。相反,如果有一方力量明显占据优势,那么相对的平稳还是可以期待。[16] 同样以色诺芬为例,在《居鲁士上行记》中,小居鲁士所以兵败身亡,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他的力量与哥哥阿尔塔薛西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小居鲁士统辖的小亚细亚一带,对波斯帝国来讲,恰恰是西部边陲,一如威尔士之于英格兰。李尔王这番分配,既照顾到高纳里尔和里根,使其作为王族子孙而分有领地,又不至于力量做大而威胁王国的未来;而考狄莉亚则继承最富庶的土地和最核心的地带,无论其政治统治、经济地位或者军事上的优势,都可以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和稳定。
但是,李尔王既已规划妥当,为何还要进行一场“爱的审判”呢?虽然分配国土的方案已经做出,但这是一个严肃而又重大的政治事件,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导致难以预料的灾难。李尔王必须审慎应对。我们根据剧中情形来看,李尔王作出这样的决策并如此展现他的决策,不但不是昏聩,反倒证明了他作为王者的政治能力。
在“爱的审判”之前,李尔王、肯特和葛洛斯特三人都已知晓分配方案,根据后来的剧情可知,葛洛斯特虽略微懦弱但不失正直,肯特正直刚猛而又不计个人得失,二者都可以称之为治国良臣。获得他们首肯的分配,无论如何都能称之为唐突荒诞。其次,三个女儿并不知情。但是,这样的隐瞒并非刻意针对考狄利娅,而是可能会因分配不满的高纳里尔和里根。根据惯例,分配的原则要么是自然年龄,根据长幼之序渐次分配,要么根据其德性能力。考狄利娅知道高纳里尔和里根的品性:“我知道你们是怎样的人”(I know what you are)(1.1.261),李尔王既然没有平等地分配国土,那么他定然也对高纳里尔和里根不乏真正的了解,两相比较,他才会把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暮年生活托付于考狄利娅。李尔王的分配标准不是平等而是正义,正义不是平等,而是每个人得到凭其自然和美德得到其恰如其分的东西。但是,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