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口述：1950年考大学，两所大学都录取了我。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也可以说是我们陈氏家族最早的一名大学生。复旦大学是历史系，南昌大学是文史系。复旦的录取在先，而且对于从小生活在小县城的我来说，还是愿意到更大的世界去看看。于是我选择了上海，选择了历史，虽然文学的吸引力更大些。从此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

　　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最大的特点是课堂教学不多，但社会实践比较多。比如我就到皖北五河县等地参加过土改;抗美援朝时，我到上海市里进行抗美援朝宣传。那个时候社会实践比较多一点，不像后来学习那么正规，但是对我们搞文科的人来说，这还是很重要的经验。

　　大学我学了三年就提前毕业了，跟大四的一块儿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学哲学。那时学的专业是指定的，现在的年轻人不易理解，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和现在年轻人的思想不一样，我们想的是自己是国家培养的，毕业了，分配工作也是这样。按照现代年轻人的观点来看，这样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少了，服从性多了，可是这也有好的方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单位和岗位比较忠诚。我在人民大学工作了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做个兼职，或者利用自己的声望去做些什么，从来没有那个想法。我想的是，我是人民大学的，我就热爱这个地方。

　　我入校那年，就是1953年，人民大学招的在职学习特别多，过千人。那时不是导师制，而是在职课程培训班。学员主要是从全国来的大学毕业生，也有一些调干生。我们班，就是1953—1956年马列主义在职课程培训班哲学分班，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大姐徐鸿来自延安，是个“三八式”;最小的是福州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李月英，我们管她叫“小麻雀”，前些年在福州逝世。从专业学习的角度看，当时我们班的同学中，没有一个原来是学哲学的。著名的红学家李希凡原来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李秀林是山西大学教育系的。我也是这样，读中学时都没有听过“哲学”这个词，在复旦读的是历史系，对哲学也一无所知。但我们都在哲学班学习，毕业后，不少同志在哲学领域都作出了贡献。我自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在职课程培训班学习，便与哲学终生结缘。可以说，我与哲学是旧式婚姻，先过门，后恋爱，在分配到哲学专业以后，逐步培养起对哲学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