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学术走出去等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
学界肩负解释中国道路的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您主编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2卷)》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放在文化“走出去”的整体框架内,对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基本成果、经验以及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梳理。您对当前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基本状况和形势有怎样的判断?
张西平: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外部世界对中国学术的期盼越来越高。简单的汉语传播、文化艺术传播已经满足不了世界想要了解中国的需求。向世界解释中国道路的很大一部分任务要由中国学术来承担。
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学术“走出去”发展非常快。有国家层面的推动和支持,有各个高校科研机构层面的探索,也有学者个人层面的热情和努力。目前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形式主要有几种:一是中国学者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是和国外有关机构合办期刊。三是召开国际高端学术会议。其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中美学术高层论坛、中拉学术高层论坛、中德学术高层论坛等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四是学术著作外译。例如,国家社科基金推动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进展顺利。五是我国学者在国际重要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当选了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
学术“走出去”要符合自身发展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学术“走出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依然任重道远。您认为中国学术“走出去”是否找到了合适的路径?
张西平:世界学术体系包括重要的学术组织、有代表性的学术刊物,其大多掌握在西方手里。如何参与并改造这个学术体系内的活动,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是巨大挑战。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模式还需要大量研究和探索。我对其中几个问题谈一点想法。
第一,学术“走出去”的过程一定是有序、缓慢、符合学术规律的。由于学术涉及意识形态、文化认同、学术立场、学术传统等一系列问题,学术“走出去”的难度比语言、文化艺术“走出去”的难度要大得多。不应过分期望学术“走出去”呈现语言、文化艺术“走出去”那种喷薄式的发展态势,在短时间内用运动式的方法争夺不了学术阵地。
第二,学术“走出去”要更多依赖社会资源的支持,而不仅仅依靠政府资源的支持。创新中华文化“走出去”特别是学术“走出去”的方式,要激活社会组织活力,完善基金会管理制度,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源、企业资金流向学术,使民间基金会更为完善,使学术“走出去”在形态上不再仅仅是政府的行为,而更多按照学术自身的规律发展。
第三,推进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发展。与国外汉学的互动是中国学术向外发展的现实途径之一,我们应继续摸索这条道路。
当然,以上谈到的几点都是“走出去”的“术”,中国学术要“走出去”的最大难题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学术重建的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我们的自然成长史被强行打断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术发展都被强行纳入到西方体系。目前学界还习惯于用现成的西方经验表达自己。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消化好近百年对西方学术学习的成果,同时又能克服其不足,将百年中国学术发展成果和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传统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自身文化传统特征的话语体系、学术范式和学术理念。这绝非在短期时间内能够完成,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