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河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建华：当知青两年半以后，第一次往上抽调，我恰恰赶上招生,报了名之后被推荐上来，当时我报考了医科大学和卫校，结果被录取到了吉林大学考古系。能够离开农村上大学，对专业并不挑剔。但是对我来说，喜欢上考古确实花了很长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建华：上了大学，开始我对考古不太感兴趣，就把精力放在学外语上了，我真正喜欢上考古，是大学做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现考古可以真正通过资料研究问题，经过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觉得这个学科还挺有意思。留校以后就到了外语系跟本科生学了两年外语。1981年读林志纯和张忠培老师的硕士，培养我从事外国考古。林志纯先生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近东新石器时代》(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我就是从那本书开始一点一点学西亚考古的。当时，林志纯先生为什么在世界史研究领域那么超前，因为他主要翻译《剑桥古代史》。《剑桥古代史》是七十年代最新的研究，里面有关于农业起源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他也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他推荐我看这本书，我用考古学的方法，通过世界史的书了解这些新的发现与研究，逐渐将张忠培先生的考古学方法和林志纯先生的世界史知识结合在一起，然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建华：我是主动学外国考古的，当时是真的不知道学外国考古有那么多难处，只想着发挥自己外语的优势，怀着一种好奇心。

　　我出国是很晚的事情了，其实主要还是在国内收集资料。我去剑桥是1993年，是和Joan Oates博士学两河流域考古。当时我的《两河流域史前时代》那本书已经出版了。社科院考古所的资料非常全，所以林沄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感谢夏鼐先生。夏鼐先生特别有眼光，当时虽然没有中国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重要的杂志他全订了，比如《Iraq》、《Sumer》等，很全面。所以我才能在没出国之前就能写出那本书来，当时也没有网络，但是我已经认识Joan Oates和Norman Hammond，有时我和他们通信，可以从他们那儿复印点资料。那时候复印费很贵，他们还邮寄过来。这样就能保证像Sawwan(索万)遗址、Yarim(耶里姆)遗址，我这里有多次发掘的全部简报。当然那时资料也好收集，做西亚考古研究的只有英国和美国学者，期刊也少，所以资料收集齐全相对容易，而且只要懂英语全能看懂。不像现在，现在做两河流域考古要收集全资料简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建华：其实我在西亚和两河考古方向招的学生特别少，我开始招硕士的时间是很早，但是加在一起读西亚的人却很少，这个我能理解。一是读起来费劲，别人看汉语，你要看英语。二是就业困难，很少有考古所会要一个西亚考古方向的硕士。三是将来发表文章很难，会影响到将来评职称。我后来转到中国考古方向才发现这些问题，我觉得学考古也是要谋生的，所以，我自己都转向中国考古了，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方向是要有人做的，那就看个人爱好和谁能坚守在这个领域了。我和彭博(一个硕士生)说，你们学这个不是只研究西亚，这种方法也可以拿来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这样就比专门做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使用的方法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建华：我记得在写西亚硕士论文时，像着了迷一样，精力旺盛，但是，我当时学西亚已经留校任教了。现在的学生学西亚考古面临一个找工作的问题。最早在《考古》投稿时，人家说没有审稿人就不能投，文章的发表就成为了问题。若是想做西亚考古研究，可以用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中国考古向来以研究本国考古为主。所以有时我会说，中国有世界史没有世界考古，世界史有专门研究希腊的，有《世界历史》这个杂志。大家会意识到这种需要，我也很幸运我一个人在这儿坚守，但是我的学科在萎缩，当年吉林大学考古有两个特色，朱泓老师的体质人类学和我的西亚考古，现在一对比差别挺明显。后来我就后悔没有早点带西亚考古方向的博士，那样还能多培养些学生，因为只念到硕士肯定不够留在大学做科研。

　　现在，考古学作为一级学科，外国考古理应成为二级学科。但中国研究外国考古的实在太少了，它的发展空间很大，要走的路还有很长。最主要的是要培养人才，没有老师教，在国外学完回来，再教学生，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过我很看好这个方向的前景。因为中国考古都已经走出去了，这是掌握外国考古的捷径，要比在家梳理这些资料快得多。但如果只是发掘工作，不了解之前做过的研究，很难达到理想预期。不管怎么说，走出去就是跨出第一步了，应该给外国考古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