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中国文化诗学若干问题》的主题演讲。李春青教授主要讲述了中国文化诗学研究中要注意的四个问题:
对话的态度。在李教授看来,文化诗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应该是一种对话的态度。在文学研究领域,“六经注我”或是“我注六经”都不是一种对话的态度,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对于所阐释的文学文本,要把它看作一种活的事物、活的精神状态,这样的阐释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话的过程。
互文性的视野。李教授认为,对于中国文论来说,一定要把它放到中国文化的大系统之中,才能真正研究到位,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态是一种综合的形态,文学与经史子集都是相互关联的,李教授以“风骨”、“气韵”等范畴进行了生动的讲解。
语境化研究。在李教授看来,语境化的研究在中国文化诗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一点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语境化研究不等于时代背景的研究,而是文本的上下文关系。文化现象的产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因此对于文化的语境化研究也不仅要关联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大背景,而且应该关联到细微之处。要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源的掌握,充分考察文本生成的各种因素,从而使研究能够比较接近研究对象的固有之意。
文化诗学和文学性、审美的关系。李教授指出,国内的很多研究者在研究文化诗学时,主要从审美、文化和文本三个方面着手,国外的研究者,比如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则不讲文学性和审美。李教授认为,这两种研究路径都是存在着问题的,因为文化诗学之所以叫做文化诗学,就意味着必须要以一种历史的角度来看,要把历史、审美、文本和文化结合起来。
诗学:做诗论诗的学问;研究诗歌创作规律的著作。唐 郑谷 《中年》诗:“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睢州志·袁枢传》:“袁氏自司马(袁可立)至赋诚、赋谌,三世矣,诗学盖其家传云。”清·田兰芳《叙袁仲方甲子秋冬诗》:“谒余来告曰:‘谌(袁可立孙)家世传诗学,不幸生来懒且多病,兼之讲贯无素,悠悠半生,终未能窥见藩垣。’” 陈衍 《沉乙盦诗序》:“诗学深者,谓阅诗多;诗功浅者,作诗少也。” 朱自清 《论诗学门径》:“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与鉴赏而言。”